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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在线新闻网     2017-12-12 10:24:26     手机看新闻    我要投稿     飞信报料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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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希我。图/受访者提供
陈希我。图/受访者提供

  作家陈希我:书写疼痛、冒犯和黑暗

  陈希我是中国作家中的异数,他的写作尖锐、直白、毫不掩饰,他对人们试图掩盖和逃避的所有议题发出凌厉拷问,他日复一日地书写疼痛、冒犯和黑暗,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于光明和澄澈的向往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毛翊君

  陈希我去邮局寄书,书是自己写的,三本,封面漆黑,侧边标题底色是斑驳的黄。工作人员瞅了一眼,问,是正规出版社的吗?作家也问,人民文学出版社正不正规?对方不理会,开封检查版权页,通过。

  三本书,《命》是新书,《我疼》是加印,《冒犯书》是十年后再版。责编陈彦瑾把它们做成“疼痛小说系列”,在8月推出。

  10年前,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出过第一版《冒犯书》。接到书稿的陈彦瑾把其中细致的性描写改了改,拿掉了其中争议极大的一篇,还是力保了这种冒犯生活的尖锐感。这是她第一次接触这位60后的新锐作家,她听说过他此前的代表作《抓痒》,一部由花城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,一样没逃过一段被暗藏的命运。

  “被低估的作家”,有文学圈内人和评论家这样形容陈希我。海外有他作品的多国语言翻译版,国内的“华语传媒文学大奖”五次提名他。他设想过如果——如果90年代从日本回国后去了北京,混进圈子,或许早是知名人物;如果没被家人劝住,上了已被录取的西南政法大学,也许跟79级的同学一样,被分回原籍的法院,有着体面而稳定的工作。

  可现实里,他不停在小说中码出的短句,铺满了他的十年又十年。他对着媒体安慰自己,“我愿意当一个被提名而不得奖的作家。”可他心里清楚自己的苟且,“谁不愿意得奖,自己骗自己嘛。”

  他始终在故乡福州,把自己和另一个自己关进了大学里的写作间。

  疼痛

  福建师范大学宿舍楼的背后盘着矮山,陈希我刚刚搬了写作室,从山下的27号宿舍楼,搬到山路旁老旧居民楼三层,窗户上横着防盗铁栏杆,木头框住的玻璃在外面。用手推开窗,扣住下面的铁钩固定,这样能散散房间的烟味,但来来回回的车辆声实在太吵。

  他还是喜欢原来的写作间,夹在女生宿舍的楼梯间,一层半的位置,因为屋外地势高,像个地下室,就七八平方米的空间,但有校园的氛围,清静。可宿管要收回了。他在这里创作了十年,除了写作的桌椅,简易的沙发床是必须的。痛风一来,他得有个打滚的地方。

  屋子太阴,窗外的光被树叶盖满,再抬眼就是山。两边的墙后都是女生宿舍的厕所,南方的潮湿挥散不去,霉斑从屋顶向下爬,挂满半面墙。取暖器也是必须的,冬天湿冷,痛风痛到没法写作,他只好把脚高高地翘到桌子上烤着,这样一来,腰又不行了。

  椎间盘突出。在写小说《大势》时,有次忽然站不起来,他用手撑了撑,还是不行。早年,他看见阎连科跟他们一起出去活动时,总是扎着一种腰带,他还不能体会。在那之后不久,他自己也系上了腰带,再也离不开。

  医生让他要时常起来走走,灵感一来,根本不舍得停下。前两年,他会在吃过饭后散散步,现在不敢了,总觉得痛风随时要来。

  他习惯早晨8点出现在写作室,不管创作还是发呆,傍晚再回家。最近,他发呆的时间远远大过创作。搬到这里的新学期,痛风接连犯了两次,像无数虫子疯狂咬着他脚上的骨头。他要服用一种生物碱,隔上一两个小时吃一片,直到上吐下泻,这样持续十天才会好转。

  药得准备几盒,家里和写作室各放一份,腰带也是这样备两副。也许回趟家,第二天就没法来了。这个写作间是陈希我租的,房东对他保持着高度的不信任,一天不见他来就会打电话,怕近1000元的房租没了下文。

  不会死,就是一直折磨,随时。他像守着坟墓一样守着自己的写作间,这里面有他的全部文稿存档,还有一个硬盘,里面写满了他从未见光的苟且。

  他害怕家人读自己的作品,从不让他们读,还告诉他们自己没有微信。他庆幸他们并不感兴趣。有次妻子劝儿子多读书,让他去陈希我书房学习。儿子去了,出来告诉妻子,爸爸里面很多都是流氓书。陈希我赶忙跟妻子说,别让儿子再去里面看书。

  全部的不堪,陈希我只袒露给一位好友,并把写作室的钥匙也交给了他。每次出差,陈希我会告诉他自己回来的准确时间,如果没有回来,也联系不上,那就让他务必进写作室把自己的硬盘全部毁掉。

  前不久,陈希我在朋友圈发过一张照片,把自己脑袋靠在一本书上,寓意自己在“书俎”之下。而这“书俎”,就是自己写的作品。他觉得,人的一生都是在积攒罪恶,而一个作家,就是用自己的作品来为此立证。他不怕突如其来的死亡,只是太过害怕这些证据遗留在世间。

  恐惧始于前两年。那个他托付销毁硬盘的朋友去游泳,突然心肌梗塞,死了。陈希我安顿了他的后事,生命的虚无扑面而来。无所依傍,他活进了惶惶不安里。

  母亲和肉

  陈希我一直在人性的拷问里兜兜转转。他知道,身边爱他的人很多,他却总在抗拒着爱。

  人到中年,他写了长篇小说《抓痒》。主人公有着成功的房地产生意和漂亮的妻子,可结婚七八年,他游走在嫖和离婚的边缘。男女之事细细碎碎,充斥着各个章节,最终,他们维持了貌合神离的婚姻。

  像是各自站在皮筋一端反向温吞地挣扎,到了即将崩断的一刻,两人被生生弹回来,仍旧捆绑在一起。“理想没办法放置,就用一种虐人的方式来处理,就是他们对两性关系很扭曲的剥离。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反叛,爱的坚守。”陈希我解释的光明并没有被太多人读懂。

  一家法国出版商看上了这部小说,翻译成法文出版后,出版商跑来中国见陈希我,兴致冲冲地说要见“乐果”,也就是小说男主人公的妻子。陈希我一惊,原来这是要见自己老婆,他立马谎称老婆不在,不让见。

  他不能接受读者把他的小说内容代入自己的生活,在给学生上课时,他着重阐述过“文如其人”并不正确的观点——作品是文学经验,不一定是作家的经历。

  可他承认,婚姻里的自己并不浪漫。办完结婚仪式的那天晚上,他转头进了书房,把门一关,满脑子都是自己的长篇小说。之后的一个月,妻子买菜做饭,再到书房喊他,他开门出来,闷头把饭吃完,又回去写。后来,他听见妻子在书房门口来回走,然后敲门,告诉他,“你不理我,离婚。”

  他只觉得文学是最重要的,老婆反正娶回来了。可妻子希望有情人节的感觉,他说,“送花很庸俗的。”转头,他把女学生送的花拿回去送给了妻子,久了,妻子也习惯了。以至于,结婚十几年后,一次陈希我在儿子的突然提醒下,买了束玫瑰给她,她感动地埋怨,居然买这么贵的花。“反正你开心就好。”陈希我一乐,其实他根本不懂哪个贵,只是在街上胡乱一抓。

  这是他真实的婚姻生活。有评论家从他作品中嗅出了厌女情结,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“厌谈不上,但我一直有种感觉就是不要招惹。我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招惹女性,最后都没有好结果。”

  他在大二写了一篇小说,都市婚姻主题的内容从那时开始,一直延续到现在。小说名叫《坟墓》,开篇就写,母亲死了,“我”把母亲的东西锁进她房间,永远不想打开,这个房间就是母亲的坟墓,之后“我”迎娶了妻子,慢慢发现妻子却越来越像母亲。那年陈希我17岁,恋爱都没谈过,还叫着本名陈曦。

  他想着鲁迅《伤逝》里的子君,就想写婚姻之荒谬。现在年逾八十的老师孙绍振至今记得,当年收到作业的惊讶之情,年级两百多个学生里,独独牢记了陈曦。

  那时陈曦母亲健在,用自己的方式用力地爱着他。家中每月半斤肉票,吃不饱,母亲常常挂着一个比喻,“为了你,我身上的肉都可以割下来给你吃。”他对这种爱感到恐惧。出生地主家庭的母亲为贫苦生活的精打细算,在他童年期心理投射下庸俗的印记,他觉得母亲紧紧抓着钱的形象不光辉,继而推断到将来的妻子也会如此,他便长期不谈恋爱,不愿结婚。

  饮鸩止渴

  父亲是他小学的老师,通常对他是严厉的,但有一段特殊时期,也并不敢对他们这样的孩子发脾气,而是以最低的姿态谈心。

  三年级的一天,陈曦表现不好,被老师抓到办公室。老师骂一句,他顶一句,老师一下火了,拍着桌子站起来,“你荒唐啊!”他也拍案而起,指着老师,“你才荒唐!”老师惊住了,说,你回去你回去。陈曦这下有点怕了,担心父亲打他,可最后,父亲只是教育了一下。

  1979年,16岁的陈曦参加高考,他在志愿填报单上胡乱地看,瞥见西南政法大学的宣传,“歌乐山下,渣滓洞旁”。他心头一想,这不是《红岩》里江姐待的地方嘛,那我去。可父母不同意,那时当地流传着“天南海北好地方,三北一南不渴望”的说法,“一南”指的就是西南,他们怕陈曦在那么偏远的地方闹出事情。

  最后,他去了离家不远的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。他读卢新华、刘心武伤痕文学之外的西方文学,欲罢不能地谈论萨特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安德烈耶夫。他喜欢上黑暗的东西,跟幼年的同伴再聊不到一起。

  高中的时候他也写作,只当是爱好中的一种,他还会弹扬琴和木琴,画画、书法、篆刻也不错,棋下得好,乒乓球也会打。他再爱闹事,周围的人也都说,陈曦以后会很幸福。他认为是文学让他“变态”了,荒废掉其他艺术。后来,身边的人都认为他是个没有情调的人,包括妻子。

  80年代,一阵风都能燃烧,玻璃、锅碗瓢盆都可以变成青春的沸点,越阻碍,越激起冲破的渴望,拦也拦不住。陈曦就是在那时写下《坟墓》,孙绍振把他叫到自己家,拿了叠绿方格的稿纸让他誊抄。稿纸上印着“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”,孙绍振要帮他推荐发表。

  小说始终没发成,孙绍振找了几家杂志,都以“太黑暗”拒绝了。展现光明,才能进入主流,或者至少也得有个光明的结尾,可陈曦不能接受。孙绍振便又早早同意把陈曦留校当助教,可人人以为板上钉钉的事,在毕业公布的留校名单里,并没有陈曦。

  考核前,孙绍振出差了,他以为已经跟学校商定了的,意外出现了一场助教考试。要考英语,陈曦看见卷子上是翻译《简·爱》第一章,题容易,他偏不乐意做,坚持说“孙老师没说要考”。最后,他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助教考试的零分,一怒之下,他砸了宿舍门上的玻璃。这一砸,引发一群毕业生凑热闹的情绪,接连砸了厕所玻璃。

  陈曦受到了惩罚,毕业分配到当年的城门中学,一个交通不便的郊区中学。年轻的热血被冻结了,好像怀揣着没有希望的将来,他的情绪有点失控。一次,有个学生不听话,他瞬间勃然大怒,把孩子踢伤了。村里来人找他拼命,要不是学校拉着,他真能冲出去一起拼命。“就是绝望,绝望的时候不要命。”

  那时,陈曦有了个女朋友,是他们学校的英语老师。他们彻夜在教研室聊天,可姑娘就是不让他碰她的手。她觉得这样脏,一碰就要洗手。陈曦一听,还真就不碰了。有次姑娘生病,他去照顾她,做了饭菜,吃完姑娘困了,在他面前躺下就睡。陈曦搬了张椅子,姑娘睡了多久,他就坐了多久。

  交往期间,姑娘让陈曦对外说自己是他表妹。不久,姑娘终于找到机会调走了。离开那天,陈曦站在操场上愣愣地看着姑娘消失在前方,他感觉这个连手都没有碰过的女孩,跟他从来没有恋爱过。

  他在那里待了六年,自认是人生最惨淡的光景。可是创作状态极好,除了上课,几乎都在写作,拿着印多的考卷当稿纸,憋着一口气要当作家。他把写作比作“饮鸩止渴”。

  具体写了什么他不记得了,只记得被疯狂地退稿。唯一想起一篇小说叫《饥饿》,把当时57元工资吃不饱饭,大清早骑车去农贸市场买猪头骨充饥的情节写了进去,但他是要表达精神上的饥饿。可最终,稿子也不知道丢哪儿了。

  失意者

  逃。陈曦用这个字形容自己的赴日。

  几次调动工作都失败,愿意为他“割肉”的母亲立马借了几万元高利贷,要让他去澳大利亚,但计划出了些问题。母亲再次借了近一万元让他去日本。

  他到了东京,进入大学。为支付学费和生活费,想着各种办法赚钱。清早四点去批发市场做搬运,晚上放学到横滨一家连锁酒吧打工。在酒吧,刚开始是端盘子,后来因为形象端正,被选去招待客人。实际上,就是处理客人点陪酒女等等事务。

  端盘子一小时700日元,招待客人一小时能赚1500日元。两年后,他把女朋友接到日本,也就是现在的妻子。妻子上语言大学和专门学校,然后跟着他炒汇,在日本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之下,他们赚了些钱回国。

  本想去一线城市生活的陈曦因为年迈的母亲没人照料,还是被现实召回了故乡,这个让他感到被文坛边缘化的南方城市。

  回来后,他搬出一摞小本子,那是在日本时每天插在口袋里,记录现实场景、构思的。满满当当的,好像十月怀胎,一定要“生”出一个长篇小说,吭哧吭哧,真的写了四十多万字,叫《东洋》。他想写出中日文化百年来的历史预示。可还是没人出版,改名《放逐,放逐》,被删到二三十万字,变成了中国人在日本的故事,又一次被毙。最后自费出版。

  2000年初,在厦门的一个研讨会上,由福建作家谢有顺牵线,他认识了李敬泽。当时因为出版《我们的苟且》,谢有顺为他写了评论。那时,李敬泽是《人民文学》的副主编,他给陈曦留了自己的地址,让把小说寄给他看看。陈曦选了《晒月亮》《我疼》《绑住我》寄去。他记得李敬泽回了封信,表示惊喜,但说这种题材和写法《人民文学》发不了,如果在其他地方发表,让告知,他给写评论。

  后来,作品发表到《收获》等杂志,李敬泽在《南方周末》的专栏上写下评论,才引起了一些关注。某种程度,谢有顺和李敬泽被他视作恩人,让他在回国十年之后终于有了些起色。随后,他把名字改成了“希我”,意思是“靠自己”。

  李敬泽曾想过陈希我可能的结局——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迅速写完了自己的小说,而归于沉默。可好多年后,李敬泽依然还有为他新书作序的机会。

  2014年,李敬泽在《我疼》的序中写,“我读陈的小说,常想起鲁(鲁迅)的‘女吊’,他们都执念于‘鬼’,而且是‘厉鬼’……他也许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为粗暴。他像个偏激的外科大夫,只管治病而不管死活。”

  很多人说陈希我淡定,这么多年居然还在写。只有他自己知道,真的不淡定。

  有学生来对他说,陈老师,我要走你这条文学路。他总是劝,千万不要,你能坐二十年冷板凳吗?他们佩服陈希我的耐力。陈希我摇摇头,“根本不是耐力,因为这些年我无路可走,或者有其他路我不走。”

  回国之后,仍旧被疯狂退稿的那些年,他跟自己发誓,“我要是再写,就不是人。”他找酒喝,醉了之后睡到第二天,起来,又接着写。

  苟且

  也是在回国的十年之后,陈希我考了福建师大孙绍振教授的比较文学博士,之后留校任教。现在一周有两个晚上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。他不会在课上跟学生谈起自己的作品,这几年,95后的学生会直接跟他聊,“老师,你的随笔好看,你的小说我看不下去。”

  陈希我也越发不明白现在的学生。国庆之后的一天,他给本科生讲卡夫卡的《城堡》,联系着人生际遇,引用了一句“所谓路者,踌躇也”。讲到真正的道路是用来绊脚的,自己在台上被自己感动了,发现下面并没人有反应。

  后来一想,这样也挺好,作为老师和父亲,他还是希望学生和自己儿子一生过得平稳幸福。而他看来,文学是针对黑暗的,是不幸福的。

  “读他的小说,和他这个人,你会觉得有很大的反差。”作为多年的朋友,谢有顺如此点评,“陈希我的小说给人一种凶猛有力的感觉,好像把生活中肉的部分剔掉了,只剩骨头,特别狠,非常不留情面地解释给我们看。但现实里接触他,是很温和很重情义的。他对原则性的东西很坚持,道不同的人不愿意深交,这跟写作上的志趣又能对应起来。”

  陈希我基本不去朋友的饭局。花城出版社责编林宋瑜结识他十多年,第一次见面前,以为他是像文字一样带着阴郁表情的人,没想到陈希我挂着笑容出现了,但并不幽默,是个“有点羞涩的暖男”。

  现在,他在为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收尾,自认为是满意的,好长的时间,他一直完结不了最后的部分。

  生命被消耗的时候,他也拷问过自己,就像在一些小说里,斟酌选用第二人称让读者增加拷问感一样。从苟且的角度,“至少,我想活着。我天天讲要自杀,我哪儿有勇气自杀。我表面上说不在乎这个不在乎那个,我统统在乎,我怎么不在乎,我想要这份工资,我有很多欲望和不甘。人啊,是经不起拷问的”。

  (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7年第43期)

  声明: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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